几十年来，人类为减碳投入了巨额财政、政治和社会资源，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并未持续下降。即使疫情期间交通、航空和部分工业几乎停摆，整体排放也只是短暂回落，随后迅速反弹。这说明排放早已锁定在能源、工业、农业和城市结构中，单靠碳税、补贴和个人节制难以逆转。
更深层的问题，是人类对技术的过度崇拜。我们相信，只要不断建设风电、光伏、电动车、储能和碳捕集，就能用一套新机器替换旧机器，继续维持无限增长。结果却是电网、矿产、土地和材料需求同步扩张，许多项目成本高、周期长，真实减排远低于宣传。技术当然必要，但技术乐观主义把复杂的地球系统误判成了可以单纯依靠工程升级修复的设备。
与此同时，森林和海洋被严重低估。它们不仅是碳汇，更是地球的空调、蓄水池、散热器和防波堤。森林通过蒸散和保水降低热浪、洪峰、干旱和山火风险；湿地、红树林、海草床和珊瑚礁能够削弱洪水、风暴潮和海浪，直接减少死亡和财产损失。海洋吸收了绝大部分新增热量，实际上长期替人类缓冲了气候冲击。
然而，人类一边花费巨资核算碳排放，一边允许森林退化、湿地消失、海洋生态受损，等于拆掉天然防灾系统，再用更昂贵的钢铁、水泥和能源补救。
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优先顺序应当改变：首先保护森林、湿地和海洋生态；其次治理甲烷泄漏、能源浪费和野火风险；同步加强防洪、降温、供水、预警和电网韧性；最后才是高成本、长周期的新技术赌博。
人类真正走错的，不是选择了减碳，而是迷信技术可以取代自然。气候政策必须从单一减排，转向保护自然缓冲、降低排放与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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