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无国界，经济有国界这句话，浓缩了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从美国的视角看，这既是一段成功史，也是一场正在展开的自我调整。
在全球化的黄金时期，资本的跨境流动极大强化了美国的全球优势。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使美国拥有极低的融资成本和强大的金融影响力；以 华尔街 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成为全球资金配置的枢纽；纽约证券交易所 等资本市场吸纳世界资本，为美国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扩张动力。美国科技巨头、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研发与销售网络，利润在全球配置，风险在全球分散。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是“资本无国界”规则的重要设计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然而，资本逐利的逻辑并不总是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当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将制造业转移至劳动力和土地更便宜的地区时，美国本土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传统工业衰退，“铁锈带”出现，蓝领阶层收入长期停滞，社会分化逐渐加深。金融和科技高度繁荣，但实体制造与普通劳动者的处境并未同步改善。资本实现了全球配置，经济却仍然承载在具体的国家与社会之中——就业、税收、社会稳定、政治结构都具有明确的国界。
这种张力在政治层面逐渐显现。无论是 川普强调“制造业回流”，还是 拜登 推动产业补贴与关键技术投资，本质上都反映出一个趋势：当国家安全、产业安全与社会稳定受到挑战时，美国开始强化“经济有国界”的逻辑。近年来在芯片、能源、供应链等关键领域加强政策干预，也说明国家战略正在部分压过纯粹的市场效率考量。以 英伟达 等企业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在全球市场与国家政策之间，也必须寻找新的平衡。
因此，对美国而言，“资本无国界”带来了金融霸权、企业扩张和技术领先；而“经济有国界”则提醒其必须面对国内产业空心化、社会分裂与战略安全的现实约束。当前美国的调整，并非简单否定全球化，而是试图在开放与安全、效率与稳定之间重新划定边界。
可以说，美国正在从“完全市场主导的全球化”走向“带有战略筛选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仍高度开放，但关键产业趋向本土化或盟友化；资本依然全球流动，但国家对其流向的监管更为谨慎。
这并不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规则的重写。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既要维护其全球金融中心地位，又要回应国内社会对公平与安全的诉求。资本或许没有国界，但国家始终存在，而经济终究要落在具体的土地与人群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