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冬至，一年中白昼最短的一天。
我印象最深的是1983年的冬至，那时我上初三。
1983年冬至那天，学校广播通知全体师生集合，排队去一墙之隔的市体育场参加公审宣判大会。年过半百的人对 “1983年严打”应该有印象，那天的公审大会就是全国“严打”运动的一部分。
市体育场内人山人海，多家单位奉命参加公审大会。占据天时和地利，我们学校排在最前面。在等待中，一辆辆全副武装的卡车徐徐开进体育场、依次停在主席台下方。车上是五花大绑的犯人：一色儿的年轻人、光头。有些犯人背上插着亡命牌，牌子上写着名字，名字上划了刺眼的红叉。
班主任王老师盯着我们男生，咧开长满牙齿的嘴：
“我很痛心，我很痛心呐，同学们。看见没有，前面车上那些人可能曾经是你们的学长。你们一不小心就会走上他们的路 ... ...”
王老师长得像男人，她教我们物理。她总是把我们学生当作仇人和嫌疑犯、还时不时吓唬我们，给很多同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
公审大会结束了。那些插着亡命牌的罪犯将被直接拉到市郊河滩执行死刑。
我们排着队缓缓经过押犯人的卡车往学校方向走。有老妇对着其中一辆卡车上的某个愣头青边哭边骂。老妇身边陪着个年轻女子，该女子低着头默不作声。后来卡车引擎发动了，插着亡命牌的愣头青在车上扑通跪下，冲着下面叫：
“姐呀，对咱妈好点儿！”
正在哭骂的老妇愣了愣，红肿的双眼迷茫地望着车上，然后瘫倒在地上昏了过去。旁边的年轻女子带着哭腔喊了声“妈！”
周围一阵骚动。几个热心人帮那个年轻女子把老妇抬到旁边。
回到学校后，同学余寿兴奋地跑过来拽我：
“走！去看枪毙犯人！”
我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于是余寿让我帮他买中午饭，他自己兴冲冲骑车赶到郊区看热闹去了。
下午上课之前，余寿赶了回来，脸色苍白。我把从学校食堂买的包子递给他；他勉强吃了几口，转头“呕呜”一声全吐了。
缓过气之后余寿说道：
“真他妈吓人，脑壳都打飞了... ... 身子在地上还一抽一抽的... ...”
“好多人拎着塑料袋抢地上的脑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