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加沙战争来到第200天，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3万，美国校园的反战示威也进入新高潮。
3月开始，范德堡大学（又译范登堡大学、范德比尔特大学）出现反战学生的示威营地，最后有多位学生被捕、3人被学校开除；4月12日，反战的耶鲁大学生在校内集体绝食，活动逐渐形成营地，22日警方以「非法入侵」之名逮捕了在场的60名示威者，当中有47名学生；4月17日，哥伦比亚大学的反战学生开始在校内搭建「加沙团结营地」（Gaza Solidarity Encampment），校方随后授权纽约(专题)市警察局突袭校园并进行大规模逮捕，营地一度被强行拆除，却又很快恢复，而这次逮捕也标志着自1968年反越战示威以来，哥大首次允许警方镇压校内抗议活动。
4月20日，南加州(专题)大学也爆发大规模示威，背景是校方原本安排成绩优异的毕业生阿斯娜·塔巴苏姆（Asna Tabassum）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却因犹太团体公开质疑前者立场亲巴勒斯坦、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和点赞反以色列(专题)的观点、具有「反犹」倾向，导致校方直接取消了塔巴苏姆的致辞资格，校内舆论也因此炸裂；4月24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反战学生集体静坐示威，德州警方随后以「打击反犹主义」之名入校驱散学生、拆除营地，导致至少10人被捕。
但上述事件都不是孤例。放眼全美，包括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爱默生学院、塔夫茨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洪堡分校，都出现了亲巴勒斯坦的反战示威。尽管各校有的是强力手段、警力奥援，能在「打击反犹主义」的大旗下驱散人群，却依旧无法停下学生的前仆后继。
这种场景画面，让人想到1960年代的反越战示威。当然，当年的规模远胜今日，两场冲突的背景脉络也不甚相同，但毫无疑问，大学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比较两波运动源起，当时的大学生之所以踊跃反战，除了越战本身的媒体形象极度糟糕、战事胶着多年、徵兵波及年轻人外，很大程度也与民权运动、新左派思潮、甚至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所催生的嬉皮（Hippie）风尚有关。
换句话说，对当年的大学生来说，反战实践既有个人意志，也不能脱离某些时代背景的宰制。时隔60年，美国这次的校园反战示威也是同样道理。
学生的愤怒早有迹象
首先，校方、犹太团体对学生们的「反犹」批评当然言过其实，不过观察战前民调数据也能发现，这代大学生与前人相比，确实是对以色列「相对没有好感」的一代。
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2年7月公布的「美国人对以色列观感」调查为例：55%的美国人对以色列持正面观感，41%的美国人持负面观感，整体看来正面略多。不过如果细究各年龄层，就会发现不同世代的差异相当明显。
首先是战后婴儿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这代人大致对应了调查中的「65岁及以上」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高达69%，是各区间最高，反感也只有29%；再来是Ｘ世代（1965-1979年出生），其大致对应了调查中的「50岁-64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依然有60%，反感则来到36%；接着是千禧世代（1980-1996年出生），这代人大致对应调查中的「30岁-49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降到49%，反感则上升到47%；最后是Z世代（1997-2012年出生），其大致对应调查中的「18岁-29岁」区间，对以色列的好感只有41%，反感则创下56%新高。
有趣的是，这种世代差距也在同一份调查的其他问题中体现。
例如「对拜登(专题)（Joe Bidne）处理以巴问题的观感」，整体数据显示有62%的受访者不确定拜登是否过于偏袒某一方，有16%认为拜登正在取得正确的平衡，有13%认为拜登过于偏袒巴勒斯坦人，只有8%认为拜登过于偏袒以色列人。
但如果从不同年龄层来看，不同世代的认知显然有差距。在「65岁及以上」区间，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23%、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9%、偏袒以色列者只有3%；在「50岁-64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18%、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4%、偏袒以色列者只有6%；但到了「30岁-49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有14%、偏袒巴勒斯坦者有10%、偏袒以色列者则来到9%；接着是「18岁-29岁」，认为拜登取得正确平衡者只有11%、偏袒巴勒斯坦者只有9%、偏袒以色列者则高达16%。
整体来说，在这次加沙战争爆发前，美国家庭早就存在关于以巴冲突的代沟，尤其是正在读大学的Z世代，明显与作为其父母的X世代严重分歧，前者对以色列的反感、对美国政府偏袒以色列的不满，都创下历代最高。
10月7日冲突爆发后，这种世代分歧自然又被撕裂得更厉害。10月17日，昆尼皮亚克大学（Quinnipiac）公布全国民调，显示18-34岁的受访者中有51%不赞成美国向以色列运送军备以应对哈马斯的袭击，但50-64岁的受访者中有高达77%表示赞成；10月21日至24日进行的《经济学人》／YouGov民调也显示，在18岁至29岁的族群中，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比例（28%）略多于同情以色列人的比例（20%），这种分布样态与65岁及以上相差甚远，后者有高达65%同情以色列人，但只有6%同情巴勒斯坦人。
之后随着以色列进攻加沙，年轻人的不满更加沸腾。
2023年12月，以色列被南非以「种族灭绝」之名告上国际法院，皮尤研究中心也在该月公布了「美国人对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看法」的民调结果：18-34岁受访者中，有38%认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过头了」；在35-49岁受访者中，这个数据是27%；在50-64岁（23%）、65岁（16%）以上的受访者中，这个数据则显着递减。
2024年1月，以色列被国际法院宣判「必须防止种族灭绝」前夕，《经济学人》／YouGov公布民调，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35%）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灭绝。而这个数据在18-29岁的受访者中高达49%，在30-44岁受访者中也有44%，但到了在45-64岁受访者就直接锐减为28%，65岁以上受访者的数据更是只剩21%。
整体来说，民调数据为这波大学反战潮提供不少线索：冲突爆发前，Z世代对以色列原本就是反感多于好感；即便这次冲突的导火线是哈马斯闪击触发以色列报复，10月7日后几个礼拜的民调依旧显示，虽然X世代、战后婴儿潮一代相对同情以色列，Z世代却依然相对同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进攻加沙后，Z世代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种族灭绝」的比例，也比其他年龄层都高，几乎到了每两个人就有一人如此认为的程度。
而从年龄分布来看，Z世代（1997-2012年出生）正好对应了当今的大学生与研究生，一群本就对以色列好感不强的人，集体目睹了这几个月的残酷杀戮，且本国政府还是这场杀戮的最大靠山。这种情境无疑会加剧彼此的怒意串联与共鸣，而校园刚好又为这股愤怒提供了展演空间，最后导致反战示威在美国大学遍地开花。
大卫正在成为歌利亚
不过民调数据更多是以立场分布的呈现，来解释示威背后的情绪基础。但要了解这代大学生的立场起源，还须回归其成长背景，以及美国当下的社会脉动。
首先是这代美国大学生的成长背景。这决定了其对以色列的认知，会与父母、祖父母的认知有所不同。
在战后婴儿潮世代（1946-1964年出生）的成长过程中，以色列的形象大致与两个事件有关：纳粹大屠杀、以阿战争。大屠杀虽然发生在二战期间，却深刻影响了一代人的心理认知，犹太人因此成为「全世界都欠他们一个公道」的「神圣民族」，反犹主义也因此被识别为极度危险与禁忌的存在；以阿战争则强化了犹太人「被迫害」、「不得安居」的形象，而以色列「以少胜多」打赢战争，既满足冷战下美国的「必胜」情结，也迎合了「经历磨难终受庇佑」的一神教叙事。
总之，受纳粹大屠杀、以阿战争等事件影响，战后婴儿潮世代所理解的以色列大体等于「犹太人的重要避难所」，是这个民族经历2,000年流离苦难后，终于能回归的应许之地。尽管这场回归导致巴勒斯坦人大量流血，由此触发了漫长的民族仇恨与冲突，但从数据来看，这代人还是更关注以色列的流血，认为这是犹太人「受迫害」的迹证；且当年的巴勒斯坦武装一度有全球左翼支援，这在某些战后婴儿潮世代看来，实在不像手无寸铁的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