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26-2-14 03:14
在费城郊区，一家小型购物中心里，十几个人相隔几步距离躺在黑色的人体工学床上，手臂上插着针管，另一头是一个抽取血液的机器。
他们来这儿是为了卖血浆，换取65美元的报酬。
43岁的伊恩·普莱森特那天早上来，是为了买卫生纸和一些宠物食品。
“我现在靠送外卖赚的钱，已经足够支付账单了。但家里的其他开销......这些血浆就能帮上忙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等待血浆中心的员工将一根粗针头插进他的手臂。
冰凉的针头刺入，紧接着是疼痛、有什么东西被抽出体外的感觉。伊恩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他只是躺在那儿，漫无目的地刷着手机。
大约一小时后，那名员工回来取走了他的淡黄色血浆。之后，这些血浆将走过检测、冷冻、制成药品、卖给世界各地患者的全流程。
据估计，全美每天都有约20万人重复着这样的场景，他们的血浆汇聚起来，变成人见人爱的美金，最终构成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
推动这一产业的，正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甚至不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
在生活成本上升、就业前景暗淡的当下，许多人不得不开始卖血来维持生计，心脏把血泵出去，换来几卷卫生纸、几袋猫粮、一件孩子的冬衣。
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四，57岁的吉尔·张伯伦（Jill Chamberlain）早上6点40分就来到了凤凰城一家血浆中心。
她想在上班之前就把血卖掉，起了个大早，开车来排队了。
坐在阴冷、黑暗的停车场等待血浆中心开门时，又陆续有9个人来了。血浆中心一开门，等候区直接坐满了人。
两年前，吉尔绝对想不到自己会沦落到这份田地：每周要卖两次血，就为了赚那每月400美元的报酬，否则连电费都交不起。
她之前在一家当地企业做财务，年收入有8.7万美元，住在一栋带泳池的4居室豪宅，过着闲适的生活，还经常去东京度假。然而被裁员后，她只能在当地学区做一些行政工作，收入骤降。
为了补贴家用，吉尔同时打着好几份工，白天做行政，晚上做保洁，学区如果有体育赛事，她还会报名保安工作。除此之外，她还在一家园林绿化公司兼职做簿记员......
即便打着好几份工，加上卖血，她一个月收入也不过3200美元，其中一半都要用来交房租。她住的房子并不豪华，一间两居室而已，她带着18岁的儿子住在这。儿子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努力找工作，可暂时还没找到，至于大学......他已经无法奢望。
为了卖血，吉尔必须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每次卖血前都要做检查，不合格就拿不到钱。为了通过筛选，吉尔现在尽量吃得健康，保持身体有充足的水分。
但卖血的过程依旧相当痛苦。吉尔说，最近有一次，工作人员接连两次没有找到血管，扎得她手臂留下大片淤青。即便一下就找到了血管，也依然很痛，注射抗凝血剂时，她会不受控制地颤抖。
为了不再卖血，吉尔希望能找到更多兼职，可她真的还能做更多吗？她说：
“起初，我感觉非常丢脸，但现在，我只觉得愤怒。我现在每周要工作80个小时，可如果没有卖血的收入，我依旧连账单都付不起。我辛辛苦苦工作了那么多年，我受过良好的教育，我口齿伶俐，我拥有市场上所需的技能，最终却沦落到要去卖血。”
类似地，在明尼阿波利斯郊区，米歇尔·伊根（Michelle Eagan）经常要开车35分钟穿过市区，去血浆中心卖血。一开始是偶尔卖，后来干脆成了她的主要收入来源。
从去年9月开始，卖血已彻底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周卖两次，每月能赚到大约400美元，这样才付得起儿子每月700美元的学费：
“他的幼儿园还不错，有时候我会想，这里的其他家长，肯定没有一个像我一样需要卖血赚学费。”
在回归家庭之前，米歇尔还是联合健康集团的律师助理，年薪7.5万美元；丈夫是某企业的经理，年薪9万美元。
儿子出生后，米歇尔选择辞职，全职在家照顾孩子。丈夫的收入一下就不够用了，即便住在相对便宜的郊区，他们的信用卡债也一直在增长，卖血成了必须的收入来源。
米歇尔将血浆卖给BioLife公司，它隶属于日本的武田制药公司。
这在美国并不罕见，事实上，市面上大多数血浆公司背后都是那少数几家生物制药公司，他们买来血浆转换为药品，赚取更大的利润。
为了吸引“客户”，BioLife等公司还会出台激励政策。
例如，米歇尔每周第一次献血只能得到45美元，但第二次就能获得65美元——这就是在鼓励人一周卖两次。
去年11月，BioLife还举办了一项“促销”活动，当月献血8次的客户才有机会参加抽奖，赢取1000美元奖金。
12月，BioLife又拿出了奖励积分制度，每月献血7次或者连续三个月献血可以获得奖励积分，而积分可以兑换礼品卡。
熟悉军事、历史的朋友可能知道，历史上有一种“切香肠战术”。
简单来说，就好比你快速抢下一小块地盘，然后暂停，跟对方进行外交谈判，接着再抢，再谈判......像切香肠一样一片片地蚕食对手的底线，直到把一整根香肠都吃进肚里。
这些制药公司的做法就是现代版的切香肠，只不过他们的武器并非枪炮和谈判，而是白花花的银子。
这一点，米歇尔虽然没有说出“切香肠”三字，但对其本质，她看得很清楚：“这就好像毒贩——一旦把你勾住了，他们就必须让你不断再回来。但他们并不是什么慈善机构，他们能用那点钱不断勾住你来。”
当然了，对这一点，BioLife并不承认，他们表示，捐献血浆是一种自愿行为，他们付的钱并不是在买血浆，而是为了感谢捐献者所付出的时间。
是的，名义上，卖血浆是一种“捐献行为”，米歇尔也并非BioLife的“客户”，而是“慷慨的捐献者”。BioLife在一封声明中表示：
“人们捐献血浆的原因多种多样，无论是出于个人动机、回馈社会的愿望，还是为了让自己的时间和努力得到报偿，我们都感谢每一位慷慨的血浆捐献者。根据行业惯例，BioLife会向捐献者支付补偿，以感谢他们的付出和时间。”
不过冠冕堂皇的借口再多，也只是借口罢了。
如果真是“花钱买时间”，那BioLife应该不论血浆质量，一律支付报酬，但现实恰恰相反：
通常，只有“捐赠”成功才能获得报酬，如果蛋白质水平过低等原因导致血浆不合格，“捐赠者”根本拿不到钱——可他们明明花了时间。
像吉尔、米歇尔一样的故事，一找就是一箩筐。
玛戈·汤普森和她的丈夫在爱达荷州的一个乡村地区生活，年收入约12万美元。但大约一年前，为了支付车贷和一些意外支出，比如新轮胎和医疗费，夫妇俩开始卖血。
俄克拉荷马城的拉里·琼斯是一名校车监护员，因为学校的孩子主要是一些残疾人，他的税后月收入大约是1800美元。然而去年4月，他的房租涨到了每月800美元，他只得开始卖血。
从去年开始，艾琳·拉格内蒂开始卖血，她是个清洁工，丈夫则在一家空调公司上班，随着物价上涨，夫妻俩的薪资已经不足以维持日常生活。
伊恩·普莱森特因摔断了腿而无法工作，只能卖血来付房租......
我们不妨宏观一点来看这个问题，乔治城大学教授彼得·贾沃斯基，专门研究血浆行业的伦理和经济问题，他说，去年美国人总共出售了6250万升血浆，赚了约47亿美元，这个血浆量比2022年增加了30%以上。
根据贾沃斯基的研究，全美的血浆中心已经超过了1200家——这甚至已经超过了好市多超市（Costco）门店的数量，而在10年前，这个数字仅在500左右。
而且，越来越多血浆中心选择开在中产阶级聚集区，比如大学城、郊区的商业街......
事实上，卖血浆这门生意已经成了美国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2024年，美国向海外出口了价值62亿美元的血浆。
而根据2025年发表在《血液年鉴》的一篇论文，如今全球70%的血浆都来自美国。
这就不得不提到美国官方对于“捐献血浆”的诡异宽松态度了。
放眼全球，仅有少数几个国家允许人们在捐献血浆后获得报酬，但基本都会设置一个献血次数上限，比如德国是每年最多60次；奥地利是每周最多两次，全年最多50次。
美国是全球最宽松的，允许每周两次，每次间隔至少一天，不设年上限。所以理论上，每人每年可以捐104次......
这种宽松又是为什么呢？是政府刻意的吗？
官方的想法我们无法揣测，不过学界的研究多少可以说明情况：
当一个社区开设新的血浆中心时，当地杂货店的客流量会增加，民众对发薪日贷款（一种小额贷）的兴趣会下降，甚至犯罪率都会降低。
（研究表明血浆中心会降低犯罪率）
换言之，卖血带来的收入可以帮助人们撑过财务危机，连铤而走险去偷盗、抢劫的人都少了。
对政府来说，这种治安上的隐形提升，可能比血浆产业带来的经济收入更重要。
科罗拉多大学的商学教授艾米丽·加拉格尔（Emily Gallagher）认为：“美国为血浆中心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市场，不仅允许每周两次的有偿献血，而且美国本身也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却没有提供多么大的帮助。”
说穿了，卖血已经变成了一种“低保替代品”，不需要任何低保资格，只是得苦一苦自己的身体。
赛博朋克之父威廉·吉布森说过一句名言：“未来已来，只是分布不均。（The future is already here – it's just not evenly distributed.）”
没错，赛博朋克时代已经来了。看看它的本质：高科技，低生活。
一个机器能把人的血抽出来，分离出其中的血浆，再把剩下的东西输回去；
另一边，某个人一周要经历两次这样的过程，才堪堪赚到100美元。
而为了继续赚这100美元，他不能太常吃廉价的垃圾食品，需要买新鲜的蔬菜，肉蛋奶，这些东西又比垃圾食品贵很多......
万一献着献着，他的身体出了问题，等待他的将是另一个叫医疗费的深渊。
赛博朋克，何须等到2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