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安史之乱：平衡番将军事集团的制度事故
作者：自贡熊掌
公众号：冷炮历史 历史冷新泡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属于典型奇异事件。一个在开元年尚且处在盛世的帝国，仿佛在突然换了副模样。不仅兵马衰微，国政接连为他人挟持，甚至就在皇帝眼皮底下的三辅地区都屡次爆发变乱。好似一个在昨天还是称霸世界的拳击冠军，今天就已经成了病榻上只剩半口气的患者。
这种剧变显然不可能在一夜间完成！那么造成安史之乱怪像的内因是什么呢？
府兵没落
唐初军队战斗素质极高，不但在吞并隋末诸侯的战争中表现优异，也在同周边势力的战争中接连取胜。这不仅有赖于关陇军事集团的较高素质，也是北朝军事制度留下的丰厚遗产。
唐初征召和训练士兵，实行的是北朝起订制的府兵制度。表面上，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寓兵于农的征召兵制度。由国家发给农民土地耕作，农民在农闲等时间里接受训练，在战争时期被征发组建军队，进行远征。至于土地耕作的产出，则要用于军户们自身的供养。虽然盔甲等重要军械设备还需国家在战时发放，但普通刀枪与弓箭，则是军户们日常自备训练。如果在征召时，没有带齐规定的武器，属于违规犯法。
李渊和李世民时代的唐军，除作为军队核心的少数精锐重骑之外，主要是由这种征发来的步兵组成。熟悉世界军事史的人，或许会觉得这种一手弓箭一手枪矛的征召力量，既熟悉又陌生。因为这种组织架构与战术选择，源自五胡时代从内亚等地传入的部落兵制度。在中亚等地长期存在，在东亚则属于比较新鲜的产物。
府兵制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依靠的是两个必要条件：土地和时间。在农业社会，土地意味着财富。由于府兵的日常训练会占用了一部分农作时间，以及府兵出征时必须准备一切应用之物包括武器和粮食，是否拥有足够的资产就成为决定府兵战斗力强弱的关键。以至于，早期关中等地的军户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也有一定的自豪。
北朝到唐朝初年战争，通常不会时间过长。府兵们在轮流出征的间隙，还有充分时间来经营自己的土地和装备。刚刚经历过大乱的中原地区，也有足够的可耕地供唐朝政府分配给新增的兵员。府兵们在在对外战争中，还可以依靠战利品来获得额外补贴。府兵制本身也对地位更低的普通农民，有着吸引力。在不断取得胜利的时代里，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唐初过后，战场的距离不断加大，战争的长时间也因此延长。原本维系府兵制度的根基随之崩溃。简单来说，就是既没有多余的土地可以分配给农夫，也不能保证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随着唐朝周围的威胁日渐增多，战线延长和戍守军队增加又使得府兵面对更多的经济压力。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初期，府兵制度已经破落到有名无实的地步。
另一方面，帝国本身的兵源扩大，也稀释了府兵们原本较高的个人战斗素养。由于北朝遗留的军户群体，大都在漫长的北方战乱中养成了射箭等武德文化。所以这些人在集中训练后，非常适合与骑兵配合作战。但在更多的南方地区，保有射箭文化的群体相对很少。于是，大量军户开始逐步用起了训练更方便的弩。这虽然有利于兵士们更快形成基础战斗力，却也在实际上限制了他们的武力上限。
城傍崛起
为弥补府兵持续退化的窘境，唐朝开始实行募兵制来进行补充。但并非所有的下里巴人，都可以像后来的宋朝那样，被大量扩招入伍。更准确的说法是：招募大量武艺精熟，并拥有一定战争经验的外族士兵。
在唐朝朝廷看来，这是一个很理智的选择。随着对外战争的持续不断，产生了很多胡人俘虏和内附的部族。唐朝为了安置他们，一般将其安置在军镇城池附近。这些人本来就缺乏土地，也没有很好的谋生手段，应募为兵是其最佳出路。既有武艺又熟悉战场的士兵，较之需要训练和战争磨合的府兵，更受边地将领的青睐。
早在高宗武后的时代，边地的镇将们就已经小规模的招募胡族士兵作为精锐使用。唐玄宗继位后，唐朝将这种经验普及化和制度化。这也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城傍”制度。
城傍制度的普及，使得玄宗时代军队的战斗力有所恢复。唐军在这个阶段中，和西北劲敌的战争里夺回了战略优势。随着胡人士兵的增加，以战功拔擢起来的胡人将领，也逐渐进入唐军中高指挥层。
这一时期的外族名将，有着唐初前辈们所无法企及的名望。如高仙芝是高句丽人，哥舒翰是九姓特勒出身，安禄山出身源自中亚的粟特人，史思明是突厥后裔。在安史之乱中成长起来的李光弼、仆固怀恩、安太清、阿史那承庆等将领，也都是胡族出身。从基层士兵到最高级的地方节度使，唐军上下已经渲染了一层鲜明的内亚色彩。
胡人充任地方大将的连锁反应，就是唐朝出将入相的政治传统的瓦解。仅以开元年间而论。在李林甫之前，唐朝从地方镇将变为宰相的就有郭元振、张嘉贞、张说等十余人。前方统帅能够影响国家决策，就使得前后方人心统一。军队和国家联系紧密，皇帝也藉由控制近在咫尺的宰相，遥控远在边区的大军。
但李林甫劝说玄宗不用汉臣专用胡将的策略，最终阻塞了边将进入中央的管道。从玄宗个人角度来说，汉臣指挥的边区军队，已经难做到将帅一心。如王忠嗣不敢进攻吐蕃军把守的石堡，哥舒翰却能死战攻克。也就证明了汉臣统御胡人士兵的局限性。加之胡人将领因为目不识丁而无法晋升宰相，也就在中央政府内避免了结党的可能。
大量使用国际雇佣兵，提拔在本地没有根基的外来人才作为心腹使用，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既能强化皇权，又可以应对外来挑战的效果。但相应的代价就是军队和国家、职业武士和普通民众之间，被完全割裂开来。自边区的藩镇陆续任用蕃将以及以佣兵为主力后，边区军队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开始脱离皇权的控制独立运作。
按照唐玄宗本来的部署，位于北方的安禄山集团，除了地域外患，还要牵制和平衡在西北对敌第一线的朔方军集团。因为朔方军不但兵员数量和质量为诸军镇之冠，又是在开元天宝时代战争的中心。许多朔方军的将领，都通过和吐蕃、回鹘的交战累积起了威望与军功。
要平衡西北军团的影响力，玄宗只能人为的在北方再树立起一个可以抗衡西北诸将的模范将军。安禄山因此顺应了时代的进程，一路平步青云。
番将军事集团的决策与行动
番将武士集团的活力来自部落间的残酷竞争环境，同样其危险也来自于旺盛的竞争意识。当意识到自身的实力超过了其雇主可以控制的范围后，无论玄宗提拔起来的是安禄山、史思明或者是仆固怀恩，叛变的几率都是唐朝所无法承受的。
安禄山发动叛乱的借口是讨伐宰相杨国忠，类似于后来明朝人经常挂在嘴边的清君侧。整个安禄山集团，出动的蕃汉步骑兵力可达15万之多。其中包括了靺鞨、奚、突厥、契丹等辖区内外的民族部队。不少人就是直接征调的城傍兵。城傍士兵的特色是骑兵多步兵少，正好与步兵多骑兵少的残存府兵们，形成互补。其中精锐者为契丹、同罗、奚族等胡人降兵8000人，安禄山呼之为曳落河，也就是突厥语中的壮士。
如果我们回顾中亚与西亚的历史，就会发现以降兵为心腹并不是安禄山这伙人的首创。在世界各地，都有利用其走投无路的战俘或军事奴隶，组建精锐部队的案例。安禄山的进军模式，采用中亚与蒙古军队惯用的潜师出行，分进合击的战法。以极快的速度达成了突然袭击的最大效果。
唐玄宗的应对之策是马上迁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令其部将郭子仪接任朔方节度使。随后以高仙芝统领长安附近的飞骑和彍骑两部，并紧急召集陇右、朔方和河西的屯军在二十日内聚集长安。其战略防御计划的重点在于以同样以蕃汉雇佣兵作为主力的西北三镇，对付安禄山麾下的范阳和卢龙军精锐。
然而在此之前，安禄山已经以重骑兵为先锋一路西进。名将封常清在洛阳附近招募的步兵，毫无招架之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驱李光弼、仆固怀恩等胡人将领，在第一时间就对安禄山发起了反击，一举歼灭了7000敌军。
这些战役也证明，自北周时代以来强化府兵制度难以为继。以纪律严格的步兵来阵列对抗胡人骑兵的优良传统完全湮灭。空有数量优势的庞大步兵军团，已经不能对敌军的大力骑兵构成有效威胁。
地缘困局
安史之乱爆发初期，唐朝在战略上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安禄山军南下渡河之前完成河南的防御。由于以骑兵为主的安禄山先锋军团行动迅速，导致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在进入重镇陈留几日后就被叛军克城俘虏。
河南地区对于唐朝的重要性，远远不局限于东都洛阳一地。这里还是于保证粮食与税赋从江淮到长安的运输生命线。安禄山军攻陷河南后，维系唐朝中央运转的物资，只能沿长江向西，从江汉地区辗转到长安。在雇佣兵为主的战争中，物资的充裕与否，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唐军在中后期一系列重要战役中表现的惰性和软弱，正是江淮税赋输送困难，在军事上的直接体现。
相比唐初，安史之乱时期的军队继续着结构上的演化。步行弓箭手地位的下降，弩手地位得到提升。如果你也对欧洲中世纪历史有所了解的话，同样可以注意到在进入雇佣兵为主的中世纪晚期时，欧洲也出现了弩兵大量代替弓箭兵的现象。一方面，这是由于披甲重骑兵的数量增加，使对抗重骑兵的弩手的相应地位也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训练弩手的简便和快捷，无需长时间积累形成的弓箭传统，是适合雇佣兵这种强调快速掌握专业技能的军队所急需。
当然，这个时期的唐军弩手，在实战中的表现也比后来的五代宋辽时期要出色。仅在李光弼防守太原的战役中，就以2500名弩手循环发射弩箭制造杀伤，击退了数万敌。但弩手在古代战争中，始终无法将训练操作更繁琐的弓箭手淘汰，本身也就说明了其在使用功能上的局限性。当唐朝需要征发大量士兵来拼凑占据绝对数量的大军时，大量训练有限甚至临时训练的弩手，与熟练使用弓箭的胡族精锐混编在同一军队中作战。
安史之乱爆发初期，唐中央曾经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从河西、陇右召集的军队加上新募军，总计21万人屯于潼关，在正面阻止了安禄山军的推进。在河东方面，李光弼率领骑兵不断和史思明交战，从后方威胁安禄山的根据地范阳。几乎在同时，以常山太守颜皋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为首，在安禄山主力军身后的河北十七郡都爆发了反安归唐的起义。安史的主力军团在此刻四面树敌，面临绝境。
可是大好局面下的唐军，却在短时间内输光了牌桌上的大部分筹码。甚至连作为李唐根据地的长安及附近地区也沦于敌手。只要稍微了解内亚系军队的特色，不难明白对以骑兵尤其是披甲骑兵为核心的他们，由于其机动性强的优势，对于应战多条战线上的敌人并不陌生。正如安禄山手下大将田乾真所说：今四方行垒，皆新募乌合之众，未经行阵，岂能敌我蓟北精锐之兵?！
事实也证明，唐军数量虽多、战线虽广，但关乎胜负的职业战士的数量是不足与安禄山手下的劲旅相比的。唐玄宗在慌乱之下将河西和陇右的经验丰富老兵，与长安附近新招募的士兵混编出击。使得唐军仅有的职业佣兵部队，无法真正发挥实力。
正确的做法是以新募军在潼关正面坚守不出，而以河西陇右蕃汉兵悉数增援河东，从侧翼为安禄山施加压力。这正是唐初用以围困洛阳王世充的战略布局。玄宗却选择了以新老混合的潼关军团正面出击，重现了在中亚和西亚历史上反复上演的剧本：一支数量众多的临时工军团，被少数高素质职业武士们，迅速击破。
艰难的反击
唐玄宗逃往蜀地后，儿子肃宗在灵宝继位。这通常被看作是唐朝开始反攻的标志性事件。唐玄宗自己也曾说过：西北诸胡，吾抚之甚厚，汝必得其用。
唐肃宗接任天下兵马都元帅后，坚持玄宗以西兵抗北兵的战略总方针。一面结好河西、朔方、陇右将领，重建以骑兵为主的雇佣兵部队。另一面引回鹘、拔汗那国出兵，合同安西镇的军队东进。
与此同时，安史方面爆发了安庆绪杀安禄山、史思明降唐等变故。整个集团内部经历了极为严重的内耗。于是唐军以回鹘、安西兵为先锋，朔方、陇右军为主力，次逐步收复长安和洛阳。最后，大军将安庆绪包围在邺城。
然而就是之后开始的邺城围攻战，又暴露出唐军缺乏足够精锐士兵以及大军团组织和训练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唐军困兵坚城之下时，史思明率领五万精兵出击，居然击溃了对面9个节度使的60万大军。唐朝已经夺回的洛阳再度失守。史思明并将精锐攻打陕州，威胁潼关。
在整个平乱战争中，唐军一直努力保有人数上的优势，也不乏回鹘军、朔方精骑等善战之兵。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军队都是新招募或从各地临时抽调来的。新招募的士兵难以快速领会到军队的传统，各地抽调的部队及外国佣兵在短时间之内也难以配合熟练。唐军的补给又远在江淮地区，远不如安史军队补给便利。故而经常出现大兵团作战反而敌不过卢龙范阳数量较少的军队的战例。
在史朝义杀其父史思明后，安史造反失败的结局已经是人所共知。但唐朝依赖的两个雇佣兵集团里，东北集团已经因为安史造反而自动瓦解，西北集团也在战争中蒙受了严重损失。唐朝政府因为职业士兵的缺乏被迫不断重建和扩充军队，也使得府库耗竭，对地方和军队的控制力进一步削弱。
唐朝原东北军镇，除了安禄山和史思明覆灭外，还留有薛嵩、田承嗣、李宝臣等残余势力。唐朝并未厉行剿灭他们的原因，大概是不希望将东北佣兵集团全部消灭之后，造成西北佣兵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
由于摆脱了东北佣兵集团的牵制，掌握西北集团的仆固怀恩和李怀光，都在安史之乱后不久相继发动了叛乱。这反过来也证明了唐玄宗苦心经营的军事平衡一旦被打破，唐朝就陷入国力和军力的不断塌陷中。越征战叛乱越多，越讨伐藩镇越强的循环，周而复始。最终的结果，就是造成了国土的实质性分裂。五代十国就在这层基础上，自然而然的诞生出来。
唐朝的成功与失败，无疑是成也番将败也番将。统治集团在时代的转折点上，掌握了北朝留下的技术与军事资源，做到了最终的一统天下。基于这层生态基础，唐朝长期建立一套依靠粟特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把持的对外贸易通道，而国内的广大居民不得私自参与。但当更多番将迁入，只能使用上一代流入技术的王朝本身，也就不再占据高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