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央规划成了地方政府的噩梦-------看习皇7月18日的灵魂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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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8号人民日报头版引用习皇“是不是全国都搞人工智能、新能源？”的“灵魂拷问”时，仿佛在强调一场来自“英明领导”的深刻反思。但人民看到的是一记响亮的自我耳光。
毕竟，方向是谁定的？“搞AI、发展新能源、算力强国”——不正是一尊亲自“定调”、亲自“部署”、亲自“鼓掌”的“国家战略”吗？地方政府不过是揣摩上意、加速执行的一部“政策发动机”，如今中央却回头怪他们“雷同投资、制造泡沫”？这不就是先高喊“举国发展大模型”，再嫌底下“模型太多”？先撒币补贴新能源，再斥资本不计成本？典型的——功劳归一尊的英明指导方向，锅甩给地方。
中国地方政府从来不是创新者，而是“执行政治意志的工具人”。中央喊口号，地方就得跑马圈地。不理解AI？没关系，先注册十家公司；算力不够？立刻下单挖冷却中心；电池技术落后？赶紧出台扶持计划再说。只要跟得上节奏，哪怕项目是泡沫、指标是注水、资金是财政空转，也得“做出样子来”。
这不是产业逻辑，这是政治逻辑。中国不是市场驱动型国家，而是口号驱动型政体。只要“最高层定调”，再荒谬的方向也会被包装成“新质生产力”，再糟糕的项目也能立项、开会、挂红幅。于是我们看到：AI产业泡沫堆成山、地方财政烧成灰、电动车内卷到骨头都剩不下，民间消费却冷如寒冬，PPI、CPI双跌，经济复苏无望，信心崩塌殆尽。
而此时的“习皇”，依然躲在人民日报后面装反思、扮清醒，继续高谈“错位发展”“因地制宜”。但问题是：谁允许错位？谁允许自发？这个政体里，最不能容忍的，恰恰就是“自己有主意”。唯有忠诚、统一、上行下效，才是“政治安全”的保障。新质生产力的口号一出，全体地方政府谁敢不“入脑入心入魂”？谁敢慢一步？迟疑就是不忠，不动就是反党。
我们看到的，不是地方的盲动，而是“中央造神运动”的恶果。一场又一场由上而下制造的产业泡沫，不是技术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是体制为了维稳而制造的“虚假动员”。从一带一路到千县万镇搞芯片，从房地产去杠杆到今天的电动车残酷内卷，每一轮都是“皇帝拍脑门”的悲剧重演。
而今，“泡沫不动，皇帝不慌”，因为在这个体制中，人民永远是被利用的变量，权力永远是不可置疑的定数。功劳归“习党”，苦果让百姓吞。他不是不知道这些后果，只是不在乎。就像蒋介石用反共反腐清洗政敌、打造“蒋家王朝”，今天的习近平用“反腐”“整风”清洗的是政敌和地方派系，换上的，是一个更纯、更忠、更没有杂音的“习家军”。说到底，他要的不是治理现代化，而是权力垄断化——一个更像他个人的党。
所以，不必再问“谁制造了重复投资、资源浪费、产业泡沫”，答案早已写在那张“头版”里。正是那个“反问一切却从不自省”的人，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既不能市场配置资源、也无法政治纠错的泥潭。而这个泥潭，本身，正是“新质生产力”的真实面貌。
用更集中的权力去修补被自己破坏的市场机制，像极了两个历史先例：
一是毛泽东晚期的“以计划压市场”；
二是苏联解体前的“行政纠偏潮”。
毛泽东的时代，有个广为人知的政治惯性：一旦某项政策失败，不是反思方向错误，而是怪执行不力、怪下面“走样”，于是就进一步“加强集中”，再来一轮更激进的政策纠偏。
比如“大跃进”失败了，他不检讨浮夸、不检讨违背经济规律，反而通过“四清运动”“阶级斗争”来纠偏，结果是越整越乱、越纠偏越脱轨。因为问题不是干部不努力，而是方向本身荒谬。
这和今天如出一辙。
过去十年，是习近平拍板的新型城镇化、三道红线、“房住不炒”毁了房地产，也是他亲自部署的“新质生产力”把地方财政逼入无底洞。现在反过来指责地方“盲目造城、盲目投资”，就如同毛泽东批评“人民公社浮夸风”，却不承认是“亩产万斤”的上面制造了谎言。
再看苏联晚期，勃列日涅夫之后，苏联经济停滞，城市扩张无效，资源配置失衡。中央不是放权市场，而是出台一堆“控制指令”：限制超高层建筑、统一供热供水计划、抑制城市扩张速度，结果是产业冗余、城市千篇一律、住房供需错配，民众怨声载道。
和今天中国的“新城管控”“楼市分区调控”是不是一模一样？表面叫“科学城市规划”，本质是上面想“统一调配资源”，结果反倒把活力压死、责任稀释、信息扭曲。
为什么他们会走上一样的道路？因为体制决定路径：一个没有民意反馈的系统，只能靠行政命令修正错误，却永远不能承认“中央决策”本身有问题。
这正是“计划崇拜”的死循环：
市场失灵？中央统筹；
投资泡沫？指标压控；
数据不好？媒体引导；
效果不佳？继续集中。
而人民在其中，只是数字、只是棋子。住房不是居住权，是地方融资工具；城市不是生活空间，是政治表演舞台；规划不是回应需求，是权力书写愿景的地图。
习近平的这次会议，就像苏联的“九五计划会议”、毛时代的“城镇化布局改造”——满纸看起来合理的建议，背后全是中央不信任地方、不信任市场的焦虑。
而讽刺的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开始强调“全国一盘棋”、强调“统一规划”、强调“防止无序”时，往往意味着最严重的混乱已经开始。
中国的问题，不是城市发展太快，而是太依赖口号；不是市场效率低，而是政治信号太强；不是地方不努力，而是努力了十年，却始终抓不住中央的方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