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红与黑》我是高中时看的，看时忒羡慕那个于连。。。在那个荷尔蒙爆发的年纪。。。
同期的，还有小说连播《荆棘鸟》。。。也是红衣主教的凡尘艳事，禁忌的游戏～～
特别小说连播 结尾的麦当娜的《Like a Virgin》，觉得好像特别应景，让人意犹未尽
出国了才知道，于连 其实是Julian, 音译 尤怜。。。
而我一直有个奇想，外国人的名字，和他/她们的 性格 & 命运 相关。 stereotyping
还有这个情节，我漏了？
所以要看小说。
以前的翻译水平高，人名译得好。比如 简爱 梦露
说是凤凰男，这算中国特色了。
本质还是家庭出身问题。
男主有才华这个大杀器，但是出身不行，最糟糕的是，没有谦卑的心。
那作为这样的人，出路在哪里？是颠覆还是适应。
去适应的话，就是慢慢来，爬到一个位子，等儿子继续，三代人，能出一个贵族。
男主等不了这么久，要颠覆。
最后是流星划过夜空。
主席对《红与黑》也颇喜爱，他多次读过。西方的小说，这可能是他读得最仔细的一部。他曾几次建议别人读这部小说。
这一天，又该小孟值班。那是初夏的一个下午，由于主席的房间里，终年保持着23度恒温，屋里感觉不到外边四季的变化。但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窗外那一片碧绿的世界，是令人感到了夏日的气息。
主席坐在沙发上，漫谈式地把《红楼梦》和《红与黑》相提并论起来，他说：
“真是无巧不成书，两部书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
接着，主席问小孟：“怎么样，两本书都读完了吗？”
小孟点点头。
“今天我们先谈谈西方的《红楼梦》。你看了电影，又看了书，现在有发言权了，请先发表高见。”小孟由于做了认真的准备，便一二三四滔滔不绝地谈起来。
主席知道小孟的习惯，她说话又快又急，不会半截停住的。所以主席只是静静地听，并不打断。
小孟说：“我看那个于连是个胆大包天、无事生非的坏蛋，不值得一点点同情。他不安于职守，还想入非非，他无耻地勾引市长夫人，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
看到小孟讲完了。主席才慢慢地，但十分自信而肯定地说出他与小孟的不同看法，并将之铺陈展开了，大谈特谈他那独一无二的宏论。
“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可不这么看。于连是有些胆大，可还没有大到包天。你看他只敢在小桌底下摸夫人的手，还是在夜晚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点胆子称不上包天，他到夫人房间里去，也是紧张得很啊。即便是胆大包天，我看也不是什么坏事。男子汉总该有点儿胆量嘛，总比胆小如鼠好吧？我看那夫人是欣赏他这个胆量的。”
此时的毛泽东侃侃而谈，他忘记了眼前这个小同乡的知识水平，无所顾忌地谈着自己的观点。小孟睁大眼睛，听得极认真，她觉得新鲜而惊奇。
“那么，您是说于连是个大好人了？”当主席停下来的时候，小孟又忙问了这么一句。
“说于连是坏蛋，这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角度不同，结论也不一样。站在这边看看是个坏蛋，站在那边看看，也许又是个大大的好人。”
听到主席的这个说法，小孟又想起了主席平日很少同意别人的看法。总有标新立异之见，因而也觉得不奇怪了。
主席喝了一口水，又继续说下去：“你说于连不值得一点儿同情，我可还是多少有些同情他。你看他多可怜，想说的话吞吞吐吐不敢全说出来，想干的事躲躲闪闪不敢全做出来，这还不可怜吗？你说他不安于职守，这点算你说对了。可那是什么职守？这和感情可是另一回事，人是有理智的动物，更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来了，可是什么也挡不住。所以，为了感情影响了他那职守，我看也不足深怪嘛。你说对不对呢？”
“那也不能光凭感情用事啊。”小孟感到不能同意主席的意见。
“感情的力量有时是不可战胜的。”主席又补充了这样一句，然后他又接着谈起来：
“你说于连想入非非，孟子曰，这可是那个真的孟夫子说的，‘心之官则思’。头脑这个东西天生下来就是要想事的，你让他不想，除非他是个傻子。所以，他要想，还要想得厉害，他是知识分子嘛，脑子好使得很呢。你说他‘非非’，他说他‘是是’，孰是孰非，很难说呀。”
“你还说于连破坏了别人的家庭，还是个幸福家庭。帽子好大呀，真的幸福家庭是破坏不了的，破坏了，可见不幸福。那个家庭是有压迫的，当然就有反抗，这叫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我看于连是个帮助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
主席谈到这里，似乎兴致不减，脸上看不到一点儿疲劳的神色。看来，他对家庭、婚姻是深刻思考过的。虽然，他并未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作过这种题目的报告，当然也许没有给他适当的机会去让他阐述自己这方面的观点、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次同小孟谈到这方面问题的时候，他显然很有兴致，简直像打开了闸门的水一样，湍急地向外流淌。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又谈了起来：
“你不了解那时，也就是19世纪，西方的家庭，尤其不了解那些家庭的残忍和虚伪。国外有一种舞会，参加者都带着个假面跳舞。我看他们不仅在舞会上跳，在家里，在社会上，也还是戴着个假面跳。由于人家都跳，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了。观者习惯，跳者自然，都见怪不怪了。正像人的眼睛，从科学的观点上看，那图像应是倒着的，可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是正的呢？那也是习惯使然嘛。大家都这么看，都这么觉得。所以，反的变成正的，正的呢，又成了反的，错的往往成了对的，对的又成了错的。”
“人们常说，旁观者清，当事者迷。这话不能绝对地看，有时可是旁观者迷，当事者清，他深受其害嘛。有一次，有人对我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真是有福不会享，大观园里那么多的丫头、小姐，哪个都不错，为什么非林妹妹不可？这也是旁观者迷呀。所以，不要以为旁观者就一定清。这要看你怎么观。我看要慢慢观，多观几个面，不然，观不对，不但要迷，有的还要执迷不悟，这样的人还不少呢。”
“至于家庭，我看东西方加在一起，真正幸福的不多，大多是凑凑合合地过。因为这些家庭，本来就是凑合起来的，真正独立自主选择和建立家庭的有多少？我看不多，什么父母、兄弟、亲戚、朋友，哪个不想说几句话。这几句话可不是随便说的，不是仅供参考，不听，试试看？建立家庭时都将将就就的，过起来难免就凑凑合合，表面上平平静静或热热闹闹，内里谁能说得清？越大的家庭，矛盾越多，派系越多，对外越需掩盖，越要装门面。你看，那《红楼梦》里写的是几个家庭，主要是一个家庭。《红与黑》不过也是写了一个家庭，可都是有代表性的。通过家庭反映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缩影。所以，我说过，不看《红楼梦》，就不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书中的那些人，都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得这样来看他们的矛盾冲突，矛盾纠葛，矛盾的产生和发展。”
小孟完全被主席这样漫谈式的学术探讨吸引了。但她不甘心自己的观点都被否定，于是她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于连把人家的家庭搅得四分五裂总不好吧？”
主席听了，竟然哈哈大笑起来，他边笑边讲着他那句讲过不止一次的话：“不破不立嘛！”
听到这里，小孟又反驳说：“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简直不择手段，不像个男子汉，不像个堂堂正正的人。”
主席听了，收起了笑容，也严肃起来。但看得出，这是在探索问题时所常出现的一种神情：“照你的看法，男子汉、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该往下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关键是不是爬，爬，那是动物的一种动作。狗爬，猴子爬。人嘛，可以走，可以跑，但有时也要手脚并用地爬一下。比如上山，也叫爬山。但人只能偶然爬一下，不能一生总在爬。偶然爬一下，人们还承认你是人。如果一生都在爬，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爬个不停。人们就要怀疑你是不是人啰。”
“当然，对于连，还要分析一下，他眼前没有路，都是崖。他要的东西又都在崖上头，看得见而够不着。他不能走，不能跑，所以只好爬，拼命爬，直到从崖上摔下来，粉身碎骨。”
说到这里，主席停了一下，突然向小孟提了个问题：“如果于连是个有钱有势的人，而夫人是个穷人家的奴女，结果将会怎样？”
小孟没有想到主席会向她提问题，尤其没想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她怔了好一会儿，才回答说：“那就好办了，于连就娶这个奴女呗。”
主席说：“换个位置，好办多了，有钱有势就可以得到一切。关键是德瑞那夫人没有实实在在的钱势。于连虽然失败了，但他的雄心勃勃，是值得赞扬的。说到底，还是阶级的压迫，阶级的较量。”
这最后一句，既像是慨叹，又像是在总结。看来，主席是惯于用他那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包容一切，解释一切的。这是他的深刻，还是他的局限呢？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的习惯，一生如此，愈到晚年，愈见鲜明罢了。
毛泽东与小孟之间，这次关于《红楼梦》与《红与黑》的谈话，谈得那么自然、通俗、超脱、深刻。
毛泽东在从微观上去分析探讨问题时，他又往往突破了自己的阶级斗争学说，此时的毛泽东，似乎不是个政治家，而是个有丰富知识的文学家，他用自己特有的感受与经历、分析问题的角度与侧面，去看待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此时的毛泽东绝不是旧道德、旧伦理的捍卫者，而是一个寻求新道德、新伦理的开拓者。他对于连，对德瑞那夫人，对贾宝玉，对王熙凤，充满着多么深厚的人情味！他赞赏于连的胆大包天，他赏识王熙凤的“心狠手毒”。
但毛泽东毕竟是个阶级论的倡导者，他在从宏观上看问题的时候，又习惯地、自然地，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论述，放入他阶级斗争的模式中去。
关于“红学”的那次谈话，给小孟的印象如此强烈，多少年之后，还是那样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