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atricia Thornton, 英国牛津大学政治系教授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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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2000年以来，中国的无差别大规模袭击事件一直在增加，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血腥的一年。所谓的“报复社会”式袭击已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臭名昭著的嗜血的晚明叛匪张献忠已重新成为网络迷因。北京方面的回应是，敦促地方政府加倍推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这是一种更新版的毛泽东时代遏制社会冲突的模式，涉及将“警力下沉”到基层，并与包括微网格员和公安“志愿者”在内的各类行动者更密切地合作。然而，尽管加强“预防性镇压”可能会在短期内确保表面上的稳定，但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适得其反，从长远来看，它们可能会通过加剧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边缘化和污名化来加深社会裂痕。
2024年11月11日晚上7点40分前不久，一位名叫范伟秋的62岁退休人员驾驶他全新的SUV前往珠海体育中心。他于前一周购买了这辆价值20万元人民币的汽车，并于前一天提车，当时他还在车头加装了一个经过特殊改装的重型越野保险杠。范随后从他位于金湾区的家驱车三十分钟到达体育中心，但在看到南门旋转栅门前有一大群舞者在练习后，他又掉头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当他回到该综合体时，发现该区域空无一人，他猛踩SUV的油门，撞毁了入口处的旋转栅门。晚上7点48分，范的车辆绕体育场外围转了一圈，然后从北门进入全民健身广场。范随后直接驶上健身广场的铺装跑道，时速达到80公里/小时，在一次血腥的横冲直撞中撞倒了几群休闲跑步者和徒步者，造成至少35人死亡，另有43人重伤。现场的急救人员报告说，范在驾驶座上割喉并用刀反复刺伤自己。他陷入昏迷并被送往医院，但幸免于难。几天后，警方报告说，范因对未决离婚中的夫妻财产分割不满，策划了这起十多年来中国最致命的平民袭击事件。六周后，他被判处死刑，并于2025年1月20日被执行。
珠海大规模屠杀事件五天后，无锡市一名21岁的前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因考试成绩差被拒绝发给文凭，并对实习报酬微薄心怀不满，持刀刺死8人，重伤17人。三天后，湖南常德市一辆汽车撞向在一所小学外等候的人群，造成30人重伤。其中18名受害者是学童。司机是39岁的黄文，其动机是投资亏损和家庭矛盾。
对中国所谓的“报复社会”袭击的非官方调查显示，自2000年以来，此类事件呈惊人上升趋势，2024年是有记录以来最血腥的一年。一项对2007年4月至2017年全球138起大规模持刀伤人事件的比较调查发现，近一半（即45%）发生在中国，其中包括2009年一起造成惊人的250名受害者的事件。在那些以肇事者自杀告终的事件中，86%发生在中国。另一项最近的研究发现，自2000年以来，中国公开报道的大规模袭击事件共有141起，造成629人死亡，1621人伤亡，2024年发生17起大规模谋杀案，创下历史新高，超过了2018年16起的先前峰值。另一项研究发现，在珠海悲剧发生前的十年里，至少发生了171起无差别大规模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799人死亡。袭击的肇事者绝大多数是男性（90%），而受害者大多数是女性。许多是儿童。与其他地方的案件一样，相当一部分肇事者年龄在30岁以下（18%）；然而，在中国，第二个重要的肇事者群体包括50至55岁之间的人，他们的背景中经常出现经济困难、社会边缘化和重要关系丧失等问题。
“报复社会”的袭击在中国大陆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这种现象催生了一个流行的社交媒体标签，复活了嗜血的晚明叛军领袖张献忠的传说，据说他在明清过渡期间的一系列暴行中屠杀了六亿人。在网络聊天中，一些中国网民称赞“献忠模式”（献忠学）——以及“杀杀杀杀杀杀杀”——是摆脱激烈竞争的“内卷”压力的一种方式，也是“躺平主义”的失败主义投降的另一种选择。2021年，“献忠模式”和“献忠梗”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被全面禁止，“献忠”、“献忠事件”和“献忠行为”的使用和搜索在主要在线平台百度和搜狗上都受到严格控制。2021年6月6日，主要转发微博上“报复社会”袭击新闻的“献忠bot”在转发了25岁的吴亮撰写的部分宣言后被审查人员关闭，吴亮后来因在安徽安庆市持刀杀死7人而被定罪。鉴于献忠迷因与嘲笑习近平为“总加速师”的加速主义话语之间的密切联系，这项禁令几乎是意料之中的。
国家当局对大规模暴力事件激增的政策回应不仅在遏制袭击方面无效，而且适得其反，遵循了一套老套的剧本，即审查、惩罚性社会控制措施，以及由不堪重负的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地执行“分布式监视”。北京一直在推动“枫桥经验”，这是一种毛泽东时代的基层社会控制和维稳模式，最近为习近平的“新时代”进行了更新，作为解决日益增多的基层暴力问题的方案。其当代形式广泛利用尖端技术来增强地方政府进行“预防性镇压”的能力，但它对解决突发大规模暴力的根本原因收效甚微，而且可以说只会加剧这些原因。在珠海悲剧发生后，地方当局立即封锁并粉饰了健身中心现场，不鼓励公众哀悼，并通过粗暴对待该地区附近的记者来实施报道禁令。那些想在体育场门口献花的人被录像或拍照，花束被迅速带走，据称是带到一个不对公众开放的室内纪念馆。包括BBC的Stephen McDonell在内的记者遭到当地暴徒的粗暴对待。网上的公众讨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删帖、关闭评论、降低热度，[中国国旗表情符号]真是又安全又自由，”一位沮丧的网民第二天下午评论道。正如社会学家孙沛东所观察到的，“公共袭击往往是对镇压的反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通常会以更多的镇压来回应它们。”
珠海袭击事件发生第二天，习近平首次承认发生了一起滥杀无辜的大规模杀人事件，“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虽然他的承认没有公开承认该事件是更广泛事件模式的一部分，但习近平呼吁“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第二天，当公安部党委开会研究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并考虑实施方法时，其命令既迅速又明确：要吸取的教训和举一反三是，所有地方都必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
枫桥，从毛泽东到现在
因浙江省绍兴市枫桥镇而得名的所谓“枫桥经验”，最早是在196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进展情况所作的报告中引起中央领导注意的。在动员群众、明确划分“敌我”、打击“四类分子”的过程中，谢富治声称枫桥摒弃了其他地方使用的更为“暴力的方法”。相反，它依靠“群众对敌人进行分类和排队”，并选择“通过教育、审查和解释进行斗争”；该镇指望革命群众“在当地进行监视和改造”。到运动结束时，据说“一个人也没有被围捕，但仍然处理了绝大多数敌人”，“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毛泽东很快认可了这一经验，将其作为一种模式，通过试点项目进行推广，这些项目能够教育和组织普通民众在社会基层承担公安工作——对被指定为敌人的个人进行监视、评估和纠正——而无需将大多数肇事者移交给上级。
理论上，毛泽东时代的枫桥模式试图通过广泛运用意识形态批判和非暴力口头斗争，而不是依赖正式的国家机关，来授权当地居民参与社会纪律。可以说，这是一种群众参与式治理的形式，该模式旨在将阶级斗争融入农村行政的结构中，用非暴力的群众动员形式取代党内精英的决策权，从而使冲突“在社区层面出现时”得到遏制，并且“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然而，除了毛泽东去世后一年左右《人民日报》两次简短提及“枫桥经验”外，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后，毛主义模式便销声匿迹了。
习近平在2013年“枫桥经验”五十周年之际出人意料地发布了新的“重要指示”，当时他呼吁“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和发展”该模式。他列举了省级当局在建设“平安浙江”项目中的例子，他们采用了群众参与公安工作的做法，并注重“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习近平2013年的“重要指示”迅速引发了一系列更新和制度化“枫桥经验”的努力，并为党的六十周年及时全面更新了该经验。
在2023年11月的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首次亮相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摒弃了其前身与“社会管理”的关联，转而采用一种新的话语，强调理论上更具扩展性和参与性的“社会治理”实践，旨在“共建共治共享”——这是习近平思想中三个新兴的概念。自2019年试点所谓的由县级政法委领导的一站式社会治理中心以来，这一转变已部分制度化。这些雄心勃勃的设施侧重于调解的使用，它们在冲突管理、公民法律教育和非对抗性警务中发挥着前线作用。从纸面上看，它们试图在县级及以下层面整合多个党政办公室以及各种社会组织。新的社会治理中心旨在促进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政府、行政村和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之间的跨部门沟通，并向下延伸至并与最基层的“网格化管理”单位对接。它们还为当地居民和企业提供法律和政策咨询，并与经过改造的“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密切合作，后者“坚定不移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
除了这个新的话语和制度包装外，“新时代”对“枫桥经验”的改编还包括一个庞大的数字化计划，该计划促进了各机构和一线工作人员之间的数据交换，旨在防止小冲突升级为大冲突。在2023年11月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会议两周后，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在阿里巴巴的大本营杭州举行，以进一步阐述高科技社会控制实践。杭州市公安局展示了其新的数字化、基于云的服务，绰号为“公安大脑”，据说它“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打破“‘系统壁垒’和‘数据孤岛’”。杭州市公安局承诺，该服务将“开发各类算法模型和应用场景，为风险防控、打击犯罪、社会治理等各项警务工作赋能增效”，以全面将“枫桥经验”带入习近平的“新时代”。
回到未来？
杭州的“公安大脑”可能是地方政府技术先进的监视系统中最新的前沿创新之一，但实施“新时代枫桥经验”仍然依赖于塑造了最初毛泽东时代模式的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做法。事实上，许多观察家认为，正是后疫情时期地方的极度负债——包括许多地方政府不再能够支付基层网格员和其他地方安保人员的工资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对回归枫桥式警务的明显热情浪潮。要加强技术监视，就需要从已经枯竭的地方政府金库中投入大量资金，以购买北京青睐的大数据工具、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然而，根据最新的年度年鉴，2023年政府在安保方面的支出——其中大部分来自已经负债累累的地方——仅增长了3%多一点，这是习近平时代（不包括疫情年份）公安支出增幅最低的一次。“新时代枫桥经验”警务，严重依赖公民志愿者和非正式组织，如“红枫义警”和“朝阳群众”，来执行日常监视和信息收集等任务，近几个月来被宣传为一种潜在的权宜之计、节省成本的替代方案。
尽管在那些有能力负担的地区整合了人工智能、带面部识别软件的监控摄像头和高科技警务工具，但“新时代”枫桥安保工作在至少三个方面仍然带有其革命性的毛泽东主义根源的明显标志：持续依赖运动式的安全“拉网排查”而非更制度化的警务形式；将“重点人口”作为监视和控制的目标；以及为了减少冲突和社会不稳定的迹象而频繁部署法外手段和做法。
11月21日，珠海袭击事件发生十天后，公安部长王小洪在一次全国视频会议上告诉参加会议的地方公安局长，为贯彻习近平的“重要指示”，他们必须准备好深入开展“冬季行动”，以“坚决确保今冬明春社会安全稳定”，并“严防发生”像珠海体育中心那样的“极端案件”。第二天，重庆、广西和云南的公安局分别召开会议，启动了当地的拉网排查。几天后，在《人民公安报》的一篇头版文章中，北京市公安机关以一种强烈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运动的语言，动员起来“全力以赴以强大声势震慑犯罪”，将“冬季行动”作为该局的中心任务之一，与发展“枫桥经验”并列，并动员社会团体和组织参与信息收集和报告。
在毛泽东时代的“枫桥经验”中，群众被动员起来，根据党规定的标准，识别和标记当地的所谓“四类分子”，并进行现场监督和改造。同样，“新时代枫桥经验”也依赖于广泛的准专业人员（城管）、平民志愿者团体（红枫义警、朝阳群众）、网格员和其他边缘行为者，被学者Lynette 王（Lynette H. Ong）称为“雇佣暴徒”，以根据党国内上级机构设定的宽松指导方针，在基层识别潜在风险。鉴于习近平时代无差别大规模袭击事件的急剧增加，被招募来协助公安部队进行监视的行动者范围以及被作为一种“强制控制”（管制）形式的目标的“重点人口”类别数量都激增了。“网格化社区管理”，2004年在上海首次亮相，在习近平时代的过程中，在社会基层以越来越大的力度推行，以至于现在不仅普遍提到“网格员”，而且越来越多地提到“微网格员”，以及至少自2023年以来，提到“移动微网格员”，作为地方政府深化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的一部分。尽管广东和山东等地的公安局由于债务膨胀，在2023年不得不通过裁员和合并来整合当地派出所的数量，而一些地方的基层网格员已经六个月或更长时间没有拿到工资，但上级要求达到维稳基准的压力并未减少。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加大了公安任务的“外包”力度，包括招募外卖司机兼职或自愿担任“移动微网格员”，以换取从街道休息站免费获取食物和饮料，或者承诺他们的服务将计入他们作为预备党员的绩效考核的一部分。据报道，在黑龙江大庆市，环卫工人除了更常规的职责外，还被招募来收集信息以协助当地警方。在其他情况下，失业的大学毕业生最终回到父母家“啃老”，被说服加入社区和网格或微网格员的行列，领取相对微薄的津贴或作为无薪实习生，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经验在以后获得更高级别的职位。在后疫情时期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新高，对于就业不足或失业的青年来说，这些计划正成为有吸引力的选择，他们有时愿意填补这些地位低下的职位，要么是因为他们可以获得地方政府雇员的福利，要么是为最终的公务员职业生涯获得入门级职位。
与其毛泽东时代的表亲一样，“新时代枫桥模式”继续将“重点人口”作为监视和控制的目标，由于“报复社会”袭击的激增，被归类为潜在社会稳定风险并作为监视目标的人数不断变化。珠海悲剧发生后，广东省政府立即呼吁基层网格员和其他人员调查所谓的“八失人员”（八失人群），指的是那些最近可能经历过投资或失业、生活或情感挫折、关系失败、心理失衡、精神障碍或（对青少年而言）监管缺失的人，以及“三低三少”，指的是“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社会声望，以及人际交往少、社会流动机会少、咨询机会少”的人。部分基于肇事者范伟秋的个人情况，在2024年11月中旬的悲剧之后，珠海地方当局呼吁对“四无五失人员”进行筛查；“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或稳定收入、无房地产或其他资产”；以及“投资亏损、生活挫折、关系不和、心理失衡和精神障碍”。这些类别既宽泛又定义不清：苏州市姑苏区沧浪街道办事处派出3800名社区干部和警察、网格员等对21个社区进行调查，并根据上述标准登记了81000名居民。它发现了总共83名“五失人员”，这一比例略高于居住在沧浪街的居民的千分之一。在这83人中，有两人被发现经历了“生活挫折”，四人经历了亲密个人关系的破裂，14人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失衡，15人患有确诊的精神障碍。但数量最多的是——83人中有48人——是通过投资失败而被列入这一类别的，占总数的57.8%。由于更新了挨家挨户的调查和数据收集方法，最近的股市波动、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和其他经济压力，使得新近被列为目标的人口数量激增，超出了许多地方政府的监视和控制能力。
毛泽东时代的模式依靠法外措施对“四类分子”进行现场监督和改造。尽管习近平指示“新时代枫桥经验”要严格依法进行，但对“重点人口”加强监视的实际合法性充其量是脆弱的。2017年的《城乡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规范》主要要求基层网格员收集与公共安全、舆情相关的信息，并“排查、梳理、处理各种不安定因素”。矛盾和纠纷要“第一时间予以化解和处置”，要么由网格员自己解决，要么与当地调解服务机构协商解决。然而，尽管在习近平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中，网格员似乎被赋予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广泛授权，但由于网格管理系统仍然是党国的准国家机构，其在管理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准合法的：从技术上讲，网格员可以强迫但不能命令居民遵守社会规定，正如《人民日报》在疫情封锁开始时所承认的那样。正如一个受欢迎的法律信息博客最近指出的那样，网格员和微网格员很少拥有或能够出示授权他们收集信息或没收当地居民物品的文件，而且他们寻求的信息经常违反个人隐私规定。此外，大多数此类工作人员缺乏专业培训来履行他们被赋予的雄心勃勃的职责。例如，最近一项对一个县由网格员和其他地方安保人员移交给该县社会治理中心进行调解的近50起基层冲突的研究发现，只有14起成功的调解协议，部分原因是所有参与的基层行为者（网格员、维稳工作人员或志愿者调解员）既没有司法权也没有检察权。
然而，在珠海悲剧发生后，缺乏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权力丝毫没有阻止基层网格员、微网格员和党组织的志愿者参与加强控制和管理——通常达到极端程度——重点关注新指定的潜在高风险“重点人群”。例如，在广东惠城镇，39名涉及维稳事件或上访的“重点人群”在2024年11月中旬后受到彻底调查，其中15人被进一步指定为“五失人员”。460名先前已知曾使用非法药物的“重点人群”目标再次受到探访，其中65人在年底前受到纠正性审查。重庆田家镇承诺对“五失人员”进行“全覆盖”、“拉网式”和“滚动式”检查，不留任何“盲点”；此外，它还开展了针对567名被镇当局指定为“五类人员”的青年的“莎姐守未”行动。三名社区戒毒专家控制了115名娱乐性药物使用者，并为另外128名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居民指定了专案工作人员，实行一人一档。在山东济南历城区，基层网格员与辅警人员和党积极分子合作，对已知的“重点人群”进行挨家挨户的调查，以确定谁也符合“八失人员”的条件。他们进行了现场心理健康评估，并没收了他们认为可能构成安全风险的人员的刀具、尖锐物品和家用化学品。在实施“新时代枫桥经验”一年多之前，即在珠海悲剧发生前，南昌市于2023年对所谓的“五失人员”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南昌动员了5441个网格级党支部和党小组、6万名党员、3380个社会组织和3660名社会工作者进入社区和网格，实现“与群众零距离服务”，对当地“重点人群”成员实施颜色编码系统进行“动态管理”。有重大犯罪记录、威胁极端主义或制造麻烦、或不遵守强制性例行监督探访要求的人员被标为红色；退休人员和“五失人员”被标为橙色；一般“重点人群”成员被标为黄色。“重点人群成员”被认为对公众没有风险的，其记录被标为绿色。“红色”高风险居民的数据在南昌天网闭路电视系统上被标记，他们的面部每半小时扫描一次，以确保24小时的管理和控制。南昌京东派出所自豪地报告说，在实施新的颜色编码系统后，加上他们“警力下沉”的努力，辖区内指定“重点人群”成员实现了零失控、零漏访强制监督、零滋扰。
控制，但代价是什么？
在一篇发表于2019年《江苏师范大学学报》的文章中，马子琪和赵云亭分析了2015年至2019年在中国发生的20起“典型案例”的滥杀无辜事件，他们得出结论，促使“报复社会”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根植于社会边缘化和弱势成员所经历的社会排斥，这种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滋生极端的不满情绪。作者确定了近期滥杀无辜事件肇事者中的四种边缘化类型：市场排斥（经济排斥）、政治排斥（被排除在公共事务参与之外）、被排除在公共福利服务之外，以及由于无法维持个人重要人际关系而导致的社会排斥。所审查的20起大规模袭击事件的肇事者也是重叠排斥形式的受害者，此外还是他们社区中公认的“弱势群体”的成员。他们所从事的表演性暴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一个“社会中充满了隐匿于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与暴力”的社会中，为争取承认而进行的人类“斗争”的一部分。吴国光认为，中国正在退化为一个“互害社会”，其根本原因在于习近平领导下的党国“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孙沛东基本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暴力支撑着中国的社会秩序，‘报复社会’的袭击应在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为对国家本身所延续的结构性暴力的回应，包括压制异议和其他控制策略。”
习近平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其前身一样，通过将管理社会基层冲突的责任直接分配给地方政府，在短期内保护了中央政府的资源，而地方政府自疫情以来，人力和预算资源已经捉襟见肘。这一政策的长期影响可能适得其反，甚至有害，这一点中国网民几乎没有错过。网上的反应反映了网民和评论员的集体怀疑和沮丧，他们中的许多人指出，这种做法归结为“用标签去羞辱整个群体”，尤其是社会最弱势群体的成员，此外，它“可能使他们面临社会偏见，甚至更难融入社会”。前人权律师滕彪反思道，“新时代枫桥经验”从下往上看，似乎更像是一种迫害，相当于“把社会的边缘者、社会的受害者当作矛盾的源头”，“根本就是倒果为因”。珠海袭击事件后不久，一份呼吁城市街道办事处（社区）立即调查所谓的“四无”和“五失”类型人员以“针对性地提供帮助与支持”的官方通知，在网上遭到了怀疑，甚至公然的嘲笑：“牛逼，”一位网民回应道。“他们为了方便管理先给人贴标签，人家所谓的四无五失好好生活着突然被列入犯罪嫌疑人了，真搞笑”，而另一位网民则断言，这种“标签是为了快速筛选而生成的，[但]从本质上讲，这些人更应该被称为‘被社会流放之人’”。有些人要么发布了一个笑脸表情符号，要么发布了“搞笑”这个词。
谨慎的网民所表达的公然的犬儒主义，含蓄地质疑了“枫桥式”警务，及其识别潜在安全风险的生硬方法和依赖准国家机构进行监视和控制的做法，是否能在持续不断的滥杀袭击浪潮面前恢复社会稳定。尽管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中国公民认为无所不在、侵入性的国家是安全和令人放心的，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但2018年在中国进行的一项全国代表性概率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零距离”社区式警务对公民对警察的看法产生了负面影响，降低了对社区政治机构的信任，并可能使中国公民感到整体上更不安全。苏珊·斯科金斯发现，尽管一个国家确保基层安全的能力对政权的持久性很重要，但对中国安全机构较低级别的分散控制“实际上使前线力量受到相互竞争的利益的影响，从而破坏了执法努力”，并且扩大“街头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所带来的麻烦比解决的麻烦更多”。然而，只要习近平继续将“枫桥经验”作为党响应人民需求和愿望的证据，他的政权就可能继续侵蚀其正在努力投射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