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世界报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有一则。在争鸣版面，巴黎政治学院、布鲁盖尔研究所以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教授让·皮萨尼-费里撰文一篇，题为“欧洲处于两种依赖之间”。当中他写道：2011年的福岛事故，和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使各大企业认识到了一个仅围绕追求效率而组织起来的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国际价值链无限延长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是以极高的脆弱性为代价的。卫生危机期间，口罩、呼吸机和药品的短缺，促使人们长期重新审视各项优先事项。与长期以来人们所认为的不同，经济领域无法与地缘政治领域相隔离。欧洲在2021年对此有了切身而突然的认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之后，北京作出回应；随后发生的来自中国的抵制，立竿见影地导致立陶宛对华出口急剧下滑。
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武器化”并未止步于此。几年之后，控制着绝大多数关键材料的中国利用这一优势，迫使特朗普作出让步，并在宣布提高中国出口商品关税数周之后，不得不寻求妥协。2025年春，北京对稀土出口实施管制，欧洲汽车工业因此成为受害的连带对象。
让·皮萨尼-费里表示，在关键原材料方面，欧洲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极高，而北京也毫不掩饰其打算将这种依赖作为杠杆：如果欧洲对中国制成品出口设置障碍，中国就将利用这一优势。欧洲《工业加速法案》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因此已成为中国重点关注的对象。在中国进入欧洲市场与欧洲获取中国稀土之间，存在达成妥协的空间。问题在于，必须找到这一妥协。
就欧洲的另一个依赖，让·皮萨尼-费里教授写道：欧洲对美国服务业的依赖程度甚至超过了对中国制成品的依赖：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占据压倒性优势；在社交媒体、搜索引擎、操作系统方面，以及云服务方面也是如此，例如美国供应商在欧洲云计算市场占据70%至80%以上的市场份额；另外，在支付系统方面，Visa和Mastercard承担着欧元区60%以上的银行卡交易。
让·皮萨尼-费里教授指出，欧洲人已经如此习惯于这种局面，以至于最终把对美国的依赖视为事物的自然秩序。然而，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必须让欧洲警惕。2025年8月底，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尼古拉·吉约因签发针对以色列总理的逮捕令，被美国财政部剥夺了使用信用卡以及进行任何美元交易的权利。6月12日，安特洛韦普接到通知，禁止任何外国人使用其Mythos 5模型，即使身处美国境内亦不例外。尽管这一规定几天前已经被撤销，但它已经开创了一个先例。
欧盟于2023年设立了“反胁迫工具”，开始对威胁到欧洲主权安全的依赖问题作出回应。该工具允许通过合格多数（即27个成员国中至少15个成员国、且代表欧盟至少65%人口）采取反制措施，原则上可以综合运用关税、限制进入公共采购市场以及限制公共投资等手段。该工具原本是为了应对中国的施压而设计，但从未真正启用；而在应对美国针对格陵兰的企图时，这一工具几乎被付诸了实践。
让·皮萨尼-费里教授最后写道，“幸福的全球化”曾经符合欧洲的基本理念。如今，欧洲已经认识到，那个时代已经结束。借助“战略自主”这一概念，欧盟开始在一个更加充满冲突和暴力的世界中界定自己的立场。但欧洲的内部分歧正对其树立自身地位产生阻碍，欧盟本身也仍然缺乏可信度。若想真正发挥影响力，欧洲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但时间已经十分紧迫。
